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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石所见陕南之移民宗族——以湖广移民为中心
发布者:admin      发布时间:2011-8-31     阅读:10808次    共有0条评论 查看评论

碑石所见陕南之移民宗族——以湖广移民为中心

张建民

 

川陕楚交边的秦岭-大巴山区,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的流移人口集聚地之一,这里曾经集聚的流移人口规模之大、数量之多、过程之曲折、影响之广泛,值得进一步系统、深入研究。为了延续自己的原乡情感,传承对祖籍、祖先的认同,移民或其后裔无不通过各种途径留下先辈或家族迁移的记载,碑石即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载体。本文试利用部分遗存至今的碑石,对陕南之移民及其宗族组织,略加探讨。[1]

 

  碑石所见陕南移民概况

 

(一)碑石资料

  1-1    碑石所见陕南的移民家族

家族

迁入地

迁出地

迁徙时间

     

彭氏

商州商洛镇

江西吉水县

元至正二十五年

438年,17代。

嘉庆七年《彭氏阖户始祖茔碑》

李氏

紫阳县

湖广麻城孝感李家大土坎高阶

元末

先落居四川巴州,后迁居陕南紫阳。光绪十六年《李元仁墓碑》

李氏

金州杨博

楚省

元末

本吴姓,代录军籍不便,易吴为李。宣统三年《李氏祖茔碑》

王氏

汉中天台山

湖北孝感

洪武初年

光绪三十四年《天台王氏山庄界址记碑》

陈氏

紫阳县将军河

湖北麻城

明初

乾隆《陈世拔墓碑》

赵氏

略阳县二郎坝

陕西宝鸡

明初

万历三十一年《赵公暨孺人马氏合葬墓志铭》

成氏

安康县

湖广

明初

咸丰元年《新建成氏家祠碑》

张氏

褒城县河东店

河南灵宝县

明初

康熙十九年《重修佛堂碑》

唐氏

安康县、紫阳县

湖北麻城

明成化

道光十年《唐氏置地碑》

光绪二十一年《修葺唐氏家祠碑》

任氏

紫阳县洞河三保关

湖广麻城

光绪三十一年《任登举墓碑》

杨氏

洋县、石泉县

陕西富平县永润乡孙姜里北吴村

先迁至洋县,再迁居石泉。乾隆三十六年《杨舟夫妇合葬墓志铭》

姚氏

西乡县

湖北

雷遇复《姚允执墓志》

徐氏

安康县石梯铺九条沟

湖北孝感县槐树村-陕西长安洪州九条沟青游观

先迁长安,再迁安康。光绪二十九年《徐氏建修宗祠碑》

谭氏

汉中郡城北郊

湖北

清初

光绪十九年《谭氏新建祠堂碑记》

柯氏

石泉县

湖北大冶

康熙

晚清《柯运銿墓碑》

徐氏

镇安县黑洞沟

洵阳县骆家河

湖北蒲圻

雍正初年

乾隆廿年

道光八年《徐盛泰墓碑》

陈氏

城固县

福建龙溪县

雍正初

光绪二十九年《陈墓志铭》

梁氏

紫阳县任河里二甲目连桥

湖南长沙府安化县长安乡六甲栗山冲

四川绥定府达县明月乡四保二甲龚家营

乾隆元年

乾隆四十八年

嘉庆二十三年《梁朝富墓碑》

石氏

安康县沈桑铺银杏河

湖南善化县

乾隆四年

陈良学《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第129页。

王氏

汉阴县涧池铺

湖南

乾隆初

同治五年《王氏请示祀典碑》

龙氏

紫阳县毛坝关

湖南沅州府芷江县

乾隆初

嘉庆

自芷江迁四川广安州,再迁四川太平县,又迁紫阳县。同治五年《龙仁昭墓碑》

洪氏

平利县东乡连仙河口

湖南衡阳

乾隆九年

嘉庆七年《洪朴避难记碑》

道光二年《洪永容墓志》

陈氏

紫阳县洞河口

湖广武昌县金牛镇马八里河田港

乾隆十一年

乾隆四十一年《陈亮远夫妇墓碑》

陈氏

红岩口茅坡

湖北武昌县

乾隆十一年

《陈某墓碑》

马氏

白河县南乡南岔沟白果坪

湖北蒲圻县黄龙街皂角树

乾隆十五年

嘉庆四年《马光显夫妇墓碑》

黄氏

白河县东坝圣母山、大屋沟

湖北大冶、英山

乾隆十五年

乾隆三十三年《督率联族碑》

嘉庆五年《重修东岳庙碑》

陈氏

白河县东坝圣母山

湖北大冶

乾隆十六年

绕道四川迁居,后再迁湖北竹山县。嘉庆五年《重修东岳庙碑》

陈氏

紫阳县北乡靖宁里五郎铺西坪黑虎庙

江南安庆府太湖县孝义乡

乾隆二十四年

《陈赵氏墓碑》

庞氏

紫阳县深沟大庄坪

湖北武昌府崇阳县钦上里大市畈

乾隆三十一年

嘉庆十年《庞元都墓碑》

雷氏

紫阳县大北铺石壁滩

湖北黄陂

乾隆三十一年

光绪十七年《雷存德墓碑》

柴氏

白河县茅坪茂盛坡

湖北蕲水县

乾隆三十二年

先于乾隆十八年迁湖北竹山县邵家沟,再迁白河。道光《柴裕坤墓碑》

李氏

白河县

岳湘(原文)

乾隆三十五年

道光三年《李乾长墓碑》

田氏

商州蒲峪里资峪保麻子坪

湖北黄梅县古角镇凤原乡

乾隆三十六年

光绪十七年《田永丰墓志》

卢氏

商州

湖北大冶

乾隆三十八年

邓显鹤《君生圹志铭》

陈氏

西乡县上高川乡

广东程乡县

乾隆四十一年

道光三十年《陈克相妻黄氏墓碑》

冯氏

石泉县中池乡军民村冯家湾

湖南湘乡

乾隆中期

光绪十五年《始平堂冯氏历代列祖列宗考妣神主碑》

王氏

石泉县黑石头铺小地名黄瓜辖()江边

湖南长沙府宁乡县八都十区庙王祠

乾隆五十三年

道光二十七年《王正和夫妇墓碑》

温氏

紫阳县汝河保双河塘土木垭

四川绥定府达州清风乡五保三甲石庙场

乾隆五十九年

《温芝乾墓碑》

张氏

宁陕厅四亩地

湖北黄州

乾隆

明代迁居四川,清代再迁宁陕。同治十一年《张母杨孺人墓碑》

罗氏

安康县

湖南浏阳县

乾隆

《哲臣罗公墓志铭》

胡氏

安康县

安徽休宁县

乾隆

光绪八年《胡焕堂暨胡陈氏合葬墓志》

杨氏

山阳县二峪河

湖北大冶

乾隆

何树滋《修养济院序》

夏氏

山阳县

江南太湖

乾隆

何树滋《夏罗氏本传》

陈氏

宁陕厅西河乡板房沟

湖北黄冈黄河乡郭王二社草塘湾

乾隆

光绪十年《诰封武显将军陈公神道碑》

朱氏

紫阳镇江里大北铺漂水洞口

安徽太湖碾子湾

乾隆

同治六年《朱良琦墓碑》

焦氏

白河

荆北

乾隆

咸丰九年《焦文展夫妇合墓碑》

余氏

平利

楚北

乾隆

同治五年《余辉远墓志》

潘氏

留坝厅

河南

乾隆

嘉庆十五年《潘一良方丈墓碑》

王氏

西乡县上高川龙洞河

贵州余庆县水漩江

乾隆

道光二十六年《王维才夫妇墓志》

王氏

西乡县上高川罗拐沟

贵州余庆县水漩江

乾隆

同治十一年《王维智夫妇墓碑》

何氏

佛坪东石门

 

湖南沅宁县大黎树

乾隆

 

嘉庆年间再移本邑上川狮子坪锅厂。光绪十三年《何太喜夫妇墓碑》

李氏

镇坪县

山西襄垣县不要村

乾隆

乾隆四十三年《李宗荣捐山地碑》

钟氏

紫阳县

湖北崇阳

乾隆

光绪三十四年《钟资万墓碑》

叶氏

平利县

湖北通山

乾隆

乾隆五十五年《叶仁安夫妇合葬墓碑》

许氏

咸宁县

浙江山阴

乾隆

邓显鹤《咸宁许先生神道碑铭》

周氏

白河县顺水寺

湖北麻城

乾隆

道光二十九年《周氏捐地碑》

徐氏

洵阳县桐木沟

湖北通山县二都

乾隆

光绪八年《徐氏捐地文约碑》

陈氏

紫阳县安家河

湖北蕲春

乾隆

逃荒来陕。《陈某墓碑》

刘氏

石泉县芭蕉沟李家庄

嘉庆

民国《刘氏谨守家规碑》

曹氏

紫阳洞河廖家沟茶园子

广东广州府嘉应州平远县梅子川口

嘉庆

先迁安康县月河簝叶沟,嘉庆年间再迁岚皋县水磨沟,又迁紫阳县。《曹平春墓碑》

吴氏

平利县

湖北冶治弓二里庐塘保上庄

嘉庆末

光绪十二年《吴五超墓碑》

杨氏

平利县

鹤峰州覃家湾

道光十七年《鼎宗塔铭》

祝方

洵阳县

安徽宿松县

湖北郧西县

道光二十九年《祝方厚墓志》

夏氏

紫阳县汝河-洞河红岩口

四川万源县

咸丰初年

本为湖南人,先世迁四川。《夏更凤碑》

彭氏

城固县柳林镇彭家坝村

四川中江县下村九岭里石板河

同治初年

《彭周氏墓碑》

陈氏

宁陕县钢铁乡南京坪村上湾

四川巴州顶山乡一里杨坝湾社

同治末光绪初

光绪二十八年《陈永寿墓碑》

葛氏

安康洞河红岩沟

皖江

嘉庆二十四年《天圣寺碑》

黄氏

紫阳县姬家河铺子垭

湖南宝庆府邵阳县

道光九年《黄宗良、秦氏合葬墓碑》

刘氏

镇坪县

湖北

清光绪十年《刘绳武墓志》

李氏

紫阳县毛坝关瓦口滩

湖南岳州府平江县

光绪十四年《李大元墓碑》

曹氏

宁陕厅鱼洞镇

湖北大冶

宣统元年《曹凯夫妇墓碑》

何氏

石泉县

湖北广济

《何新三封翁墓志铭》

郭氏

紫阳县五郎铺安家河顾家坪

江南安庆府太湖县

生于嘉庆二十一年。《郭芳秀与妻王氏合葬墓碑》

黄氏

白河县

江西宜黄仙六都

 

道光十三年《王莫二氏合葬瓷志》

张氏

平利县

湖南绥宁

 

《张庆祖母碑》 

黄氏

山阳县

湖北广济

 

何树滋《公捐义冢地序》

朱氏

紫阳县仁河麻柳坝

湖南安化县

 

《夏母朱氏墓碑》

卢氏

紫阳县洞河

湖北武昌府鄂城县金牛镇

 

《卢志远暨妻陈氏合葬墓碑》

赖氏

紫阳县

福建汀州府上杭县三图五坑乡

 

《增生赖安之墓碑》

李氏

紫阳县安家河顾家坪

湖北武昌县沿山堡扶石乡一里十甲牛腾堡石鼓楼

 

《李氏墓碑》

汤氏

紫阳县安家河

江南安庆府太湖县

 

《汤某墓碑》

    资料来源:张沛编《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陈显远编《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清)邓显鹤《南村草堂文钞》,清咸丰元年刻本《紫阳县志》,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陈良学《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等。部分来自田野调查所得。

 

(二)移民时空简析

先就迁移时间论之,上表所列73个有迁移时间可查的移民族姓之中,元代末年有3个,明代有10个,清代则有60个。[2]严如熤论及清代嘉道时期陕南人口的土客结构时曾经指出:“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安徽、河南、江西之民约有三四分。[3]也就是说,客籍大概占到总人口的十分之八以上。严氏长期任职陕南,而且十分重视地方社会经济、民情民风的调查研究,所云人口状况应当反映当时的实情。如果将严氏所说的客籍约略视作清代的移民,那么,与上表所示移民的时间分布——清代占80%左右基本一致。因此,是否可以肯定地说:清代后期乃至民国初年的陕南人口中,绝大部分是明清迁移者的后裔。

清代可以进一步断定迁移朝代的51个宗族中,乾隆朝有42个。也就是说,乾隆一朝的移民在当时全部移民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比例,具体到清代移民,乾隆朝更是占有绝对多数。乾隆朝为清代移民秦巴山区的高峰期亦已为相关研究所证明,[4]这里要强调的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对清代人口流动动因的理解。自魏源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包括后世许多研究者大都强调明清之际的长期战乱、因此导致的四川等地的空虚,是清代前期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因,更有论者特别论证清代尚不存在人口压力,自然也不会有因此而产生的人口流动。然而,以乾隆朝移民为最多的现象提示我们,清代的人口流动,固然与明清之际的战乱存在直线的因果关联,却也不能无视其他因素,特别是人口增长带来的生存压力对人口流动的有力推动。正如时人所指出:“自高宗乾隆三十年后,川、湖、两广生齿日繁,人稠地窄,来南山开种者日益众,”[5]还有与此相关的灾荒因素,自然灾害及饥荒向来是人口流动的主要推力之一,陕南移民中,因灾荒迁移者占很大比例,诸多相关记载都会提到灾荒因素。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著名学者、乾隆年间长期巡抚陕西的毕沅奏请将兴安州升为府,其疏云:“(兴安所在山区)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6] 地方志亦载:“乾隆初,中干山南老林未开,土地荒芜。及四十三、四等年,安徽、两湖数省屡被灾祲,小民流徙,络绎前来,多散布于山谷间,渐次开垦,安然乐业,遂成土著。[7]

约自乾隆末年始,陕南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已经大幅度增加,所谓闲旷土地亦已不能像此前那样轻而易得。试以山阳县的变化为例,湖北钟祥人何树滋曾于乾隆晚期先后在雒南、山阳等地任知县,他对地方前后变化的比较很能说明问题。何氏《修惠士田序》云:“数十年以前,居民无几,地方闲空。自乾隆三十年以来,生齿繁多,商贾辐辏,城内以迄东西两关,房屋地基日见昂贵。”[8]这里说的主要是城内的土地资源状况,由“居民无几,地方闲空”到“生齿繁多,商贾辐辏”、“房屋地基,日见昂贵”,变化可谓巨大。而且土地资源紧张与人口增长密切相关。那么,人口增长与土地紧张究竟到什么程度?其《修养济院序》又云:“山阳未经开垦以前,居民寥寥,乞食者亦无多。数十年来,五方杂处,生齿日繁,城内城外人烟稠密,一切穷苦、残废之人遂多接踵。日则沿门乞讨,夜则或崖边、或庙廊,四散依栖。夏日犹可,至秋冬雨雪寒冻,其惨更甚……”[9]山阳县创建养济院所应对的不只是人口日多,特别是流动的贫困人口增多,恰是部分人口(包括外来人口)无法获得谋生资源的后果,体现的也正是人地矛盾的激化。

乾隆年间,由于移民人口急剧增加,陕南不少地方出现了类似于山阳县的社会经济问题。在紫阳县,乾隆中期就因流移大量进入而发生众多的土客纠纷,时人有“紫阳地方,山深境僻,籍混人多,认地开荒,欺扰土著,逞刁健讼,遇事风生”之说。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在任的县令张志超即以有效调处土客关系而政绩显著。他认为“一邑之荒地渐开,四方之穷民攸赖,况兹扶老携幼,移家就食,土人固虞其欺扰,而有司何忍其流离?”[10]如何能够使流移安定而土著又不受欺扰,绝非易事。远人新来,必须具结,编入保甲。[11]乾隆末年所修《南郑县志》论及地方风俗,认定汉中地方“深山穷谷,垦荒辟土者多异地之人”,“阖郡皆然”随之有诸多川湖会馆的修建,成为有关省区流移大量集聚、落居的标志之一。

道光朝以后,陕南的移民就很少见了。尽管太平天国及捻军运动之后,中国南方又有过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但具体到陕南而言,无论规模还是影响,远不能与清代前期尤其乾隆朝相比。即使灾荒导致人口流动,但灾民大多属于异地乞讨,在陕南落居者甚少。“每岁常有湖广灾民,或数百数十,男女蜂拥来境,口称要吃大户。我等合乡分文口粮不给。如强估,即逐离出境,毋任羁延,致乱地方。如不遵者,公同送官处治。”[12]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已不允许大量流动人口在陕南落居。流动人口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们只是乞讨或吃大户,似不再有落居创业的梦想。因为这些流移已非地方社会经济的建设性力量,所以,也就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群。

再看移民的迁出地。表列81个族姓中,来自两湖者有54个族姓,其中明确为湖北者36个族姓(其中属于鄂东者31个,而明言为麻城者5个);明确为湖南者14个族姓,无法分南北者4个族姓。其余来自安徽者9个,来自四川者4个,来自江西者2个,来自贵州者2个,来自陕西(北部)者2个,来自河南者2个,来自福建者2个,来自广东者2个,山西、浙江者各1个。显然,来自湖广的移民占了主要比例。前引严如熤关于陕南人口土客结构的分析,亦可作为移民迁出地分布的参考:“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安徽、河南、江西之民约有三四分。”来自两湖的移民应占到移民总数的一半以上。

具体到陕南各个县言之,移民的迁出地分布会有差别,地方志等文献记载可以提供相关信息。在雒南,知县何树滋《禀恳山地免升科》有:“卑职节奉宪檄:准部咨将境内两湖人民开垦山地已成段落共若干,查明分则升科”之语,直接称开垦山地者为“两湖人民”而不言其他省区,可知自两湖来者数量之多,当在雒南县“开垦山地者”中占据绝大多数,正与陕南总的情况吻合。也有从更为广阔意义上言及流移人口来源的,如洵阳:“今流寓日多,大抵皆荆扬之人也。”[13]不过,仍然显现出两湖移民的主导地位。对此,清末的学者也许看得更为清楚,《洵阳县乡土志》云:“邑值鼎革以后,居民寥落,土地荒芜,五方之迁居者,楚郧为多,西安府属次之。楚人多耕种,西安府属之人多为商。”[14]山阳县的情况则有不同,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任知县林聪云:“此地附籍,皆豫楚无赖贫民。”[15]似以河南迁来者为多。紫阳县的情况似乎更为复杂,据清代紫阳大南铺户口册()统计,著录的户主33人中,仅一户原籍本县,其余32户,原籍湖北者15,原籍湖南者7,原籍四川者8,原籍江西者2,仍以来自二湖者占绝对多数。详见下表。

    1-2      紫阳县大南铺户口()册户籍概况

    原籍省

    原籍县

    

    原籍省

     原籍县

   

   

   

19

   

   

4

       

       

    4

       

       

    3

       

       

    2

       

       

    1

       

   

    6

      西

       

    1

   

 

1

      西

   

1

        西

       

1

       

 

    33

         说明:表据紫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紫阳县志》第215216页,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表中崇阳户数疑有误,似应为9

 

另据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紫阳县署部分诉讼案卷著录,涉及原、被告120人中,籍贯本县者29人,其余鄂省36人,湘省24人,川省16人,赣省6人,皖省5人,闽、浙、冀、粵诸省各1人。其中籍贯本县者,应当是落居紫阳较早的客籍人。[16]

陕南之外,鄂西北、川东北山区的人口变迁存在类似趋势,即在康熙、雍正年间流民已落居较多的基础上,乾隆年间仍持续有流民迁入。乾隆末年,章学诚修《湖北通志》,其《食货考》对各地风土习俗均有概括,论及鄂西北时指出:郧阳多山,往昔居民颇少,近迁入者众,郧阳开垦水田,多外来人,衣食自裕。房县亦是少土著,多新迁者。[17]新设宜昌府接纳的流民数量相当可观。史有自设府以后(雍正十三年,1735),流庸浮食者众,五方杂处,风俗大变,井邑十倍其初之说。[18]川东北山区在众所周知的湖广填四川人口运动中接纳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流移人口,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云:川北、川东风土与汉南相近,自明以来,荆襄流民即聚此数郡之间。明末遭张献忠杀戮之惨,遗民所存无几。承平既久,民多外省搬入,而湖广之人尤多,以其壤地相连,易于搬移也。与陕南邻近的地方,陕西人迁居者亦复不少。如广元县,献贼蹂躏后土著者少,其四方侨寓者率皆秦、楚、吴、粤之人。[19]陕西人似乎比楚人还要多。

 

  移民宗族成长

 

陕南所在之秦巴山区,乃明清时期流民、移民积聚的重要地区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移民落居,或与原有土著混居,或选辟新的居住点,形成了许多新的村落。一般言之,山区居民点有分散、规模不大的特点。这一特点再与山区居民以移民为主体这一重要因素相结合,就造成了陕南山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聚落形态及社会关系。堪称“秦巴山区通”的严如熤指出:“山内村落绝少,不过就所种之地,架棚筑屋,零星散处,所称地邻,往往岭谷隔绝。”“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安徽河南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五方杂处,无族姓之联缀,无礼教之防维,呼朋招类,动称盟兄,姻娅之外,别有干亲,往来住宿,内外无分,奸拐之事,无日不有,人理既灭,事变所以频仍也。”[20]严氏在此所云种种情形,不无有意夸大甚或贬损之嫌,但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地五方杂处,宗法力量相对薄弱、居住分散的农村基层社会特征。这些特征,在地方志中亦有反映。如道光《平利县志》云:“屋宇星散,多单丁独户之家。”乾隆《洵阳县志·风俗》则称:“乡属鲜百家之聚,亦少集族而居者。敬宗收族古法既亡,亲未尽已为途人,袒免以外无论已!”光绪《定远厅志·风俗》亦称:“惟山内流民、土著杂居,不知礼法,任意胡行。妇人寡居,生有子女,不能守节者,招夫上门,名曰招夫养子。甚至夫在贫难,又招后夫,名曰招夫养夫,生子均分,毫不为耻。”上述记载所揭示的不仅仅是此类山区基层社会现象与传统伦理观念的冲突,而且说明这类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秦巴山区的基层社会控制。

如众所周知,宗族乃中国传统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因素,形成于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法观念根深蒂固,不会因为人口流动、迁移或类似挫折而轻易泯灭。然而,对于宗族成长而言,大多数人口迁移的性质毕竟都属于发散而非整合,因此,一般情况下,宗族在新的落居地都需要重新建构。[21]相对于既有宗族,移民宗族的成长、建构需要的过程更长,情况也更复杂。其间,有可能被多种利益关系所驱使、利用,也包含着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结合、串通。也正因为如此,相对于开发早、居住民相对稳定的区域而言,秦巴山区这样开发中、以移民为主体的区域,其宗族发达程度肯定相对低下,更不能与“无一姓不立宗祠,无一祠不修宗谱”那样的宗族组织高度发达的地区相提并论。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生活的稳定及相关条件变化,移民宗族的重构又是必然的,差别只是时间的早晚。

么,在“迁移”环境中的陕南宗族究竟有什么样遭遇、又呈何种样态?仍以碑石所载为主要资料,考察如下。

 

(一)移民宗族成长个案

不妨先从迁移过程考察。明清时期,虽然整个宗族一起迁移的现象很少,却也不乏移民在迁移过程中、迁入地联络、牵引原乡同族的事例。一种情况如安康吴氏,世居楚省,“遇元末楚乱,(吴志通)携子侄八人道高、道让、道宣、道忠、道惠、道纲、道清、道明逃至金州胥窝□□□□□葬坟琉璃湾之中。”[22]吴氏很快子孙日繁,以致旧地不能容,相率向外移居。如汉阴涧池王氏,一开始就联络或组织较多的同族一起迁移。“祖籍衡南,乾隆初年,曾祖昆季十余人自楚来陕,卜居治城东路涧池铺。耕读治家,勤俭励己,因而门户渐兴,子孙繁盛。”[23]一种情况如白河县卡子乡东坝黄氏,黄氏约自乾隆十五年(1750年)由鄂东南迁居陕南,由于当时东坝一带仅有前明居民徐氏一家,且“洪荒甫辟,地土肥美”,故很快就立足下来。同宗族之数家分别从英山、大冶等地迁来,聚族而居。《东坝黄氏祠堂碑》载:“时依附担簦者,本房玉愚公裔存仁公携子孙自英山来;闻风景从者,嫡堂兄存谟公同庄门泽本公□□□□自大冶来。东坝境内,仅前明徐氏一家外,概归黄氏。存仁公之德溥矣哉。”[24]据碑文推断,黄氏最早迁白河者当以存仁为首,加上接着“依附”、“景从”者,存字辈还有存谟、存智等,泽字辈有泽本、泽江等。另一种情况与东坝黄氏类似,即相邻的郧西县陈氏。陈德升有兄弟四人,乾隆元年(1736年),陈德升迁居郧西,以勤俭起家,其子陈寿昌已成庠生。陈德升死后,陈寿昌致书原籍诸叔伯,约其共同来郧西,并分别赠租10石,助其安家。[25]这样,陈氏家族在迁居地的成长壮大速度无疑将会加快。

可见,一些宗族并不因迁移而被完全打散,血亲观念亦不会因此被打破,而且会在迁移过程中起作用。由于相互联络、牵引及其它因素作用,原居地同宗、同乡移民在移住地聚居现象大量存在,为同族结合、宗族成长提供了条件。

以白河县移民东坝黄氏宗族的成长为例。如前所述,由于“同本接踵而来”,[26]依附”、“景从”者颇多,加之东坝当地他姓不多,黄氏在迁居地不仅很快立足,而且族众繁多,渐生重构宗族的愿望。“我族初自南来,有自英山、有自大冶。来不一处,人不一支,时以收族为急。”[27]“有族贤中也氏者谓:远迁异域,恐其后代日久遗忘,与商请谱,且聚费作祠,以为远迁垂远之举,以立联宗报本之义。”[28]乾隆十五年(1750年)落居,仅仅十二年后,即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便有前往江西宗祠请宗谱之举。再过六年,乾隆三十三年又有捐建宗祠之倡。号召“宗人共秉仁孝之心,毋废先灵之祀,审己量力,各捐财资,以开百代祠庙之基。”然而,欲短时间内在迁入地重构宗族又谈何容易。

乾隆三十三年倡捐共集银六十两,存本生息,举办黄氏敦本堂祭会。东坝黄氏仍尊黄庭坚为始祖,塑其遗像而祀之。

 

祀期八月中秋,分为三庄,以次递祭,给香仪三十五缗。仿祖居太祖行傩接案遗意,十三日顶香鼓吹,迎于去年坐案者之家,至祖堂,行妥神礼。祭日质明而始行事,衣冠雍肃,彬彬乎礼乐之选矣。彻馔后展读宗谱,俾各知其所自出,油然起孝友之念。祭毕而燕,父老各极其欢。与祭子弟,士子课以文艺,幼童试背经书,以鼓励之。次日勾稽一年出入,矢公无私,存积有始基矣。[29]

 

这是东坝黄氏宗族形成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祭会由最早取得功名的黄存谟和黄亿亹担任首士,其后,黄经常(黄存谟之子、附生)、黄富清、世纯(经常之子、举人黄光燮之父、附生)等相继经营,祭会置租多达200石之多。

不过,东坝黄氏的祠堂却建得较晚。本来已选好祠基,备齐建材,择吉日施工,却遭遇严重自然灾害。《东坝黄氏祠堂碑》载:“相度卡子所置朱姓何家坪地为祠基,材已庀矣,俟吉鸠工,值道光十二、十三两岁大人相食,将积资发赈,工中辍。”以致拖至同治二年(1863年)才购置双河口民房以为宗祠。

东坝黄氏能够较快在迁居地立足,并将修宗谱、建宗祠提上议事日程,应与首批迁移者中有较多有识之士大有干系。如贡生黄存谟父、贡生黄文彬,“秉质良善,八岁而孤,奉母孝。家贫辍学就耕,稍有余即周恤穷乏。乾隆初卜居邑东坝大屋沟。横经负耒,课子孙耕云读月,咸入胶庠。亲族赖生活者尤众。卒年七十八。”[30]又如廪生黄亿亹父黄泽本,“通经史,精文艺,重气节,乡党钦慕,以为有古风。数奇不偶,中年即谢迹场屋,自楚之秦,占籍邑南乡圣母山。知县梁以檀抚文叹曰:以斯学识不为高冈鸣凤,命也。昔为楚北名儒,今作汉南高士。因撰楹联以贻之。”[31] 此外还有黄存仁、黄存谟、黄泽江、黄亿亹等人。[32]他们或有功名,或有较好的文化及道德素养,由此形成的凝聚力、号召力,为其组织宗族事务、筹划宗族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综合碑石及相关记载不难发现,所谓有识之士,其作为不会局限于本宗族内部,或者说他们不会仅仅靠修宗谱、建宗祠,收拢本宗族人心而谋求宗族成长。非常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参与地方事务,扩大自己及宗族的影响,提升宗族的实力和地位。当然,参与地方事务与宗族实力、地位是相辅相成的,有能力,有条件才能多参与地方事务。黄氏主要事例如:

乾隆四十年(1775年),东坝地方禀请设火禁以御强暴、安良民,制定条规10项,得到白河知县全面肯定,刊碑示谕。此举为首者即生员黄存谟、黄亿亹。[33]

嘉庆初年,积极参加镇压白莲教、维持地方稳定的各种活动。对此,相关记载不少。嘉庆元年,“白河县羊儿沟地方,有竹山县贼匪滋扰。经贡生黄存谟、生员黄亿娓(亹)带领乡勇会同竹山县民张起谊等,杀贼一百余人,余匪逃至渔拖湾地方,贡生黄存谟又会同郧县生员叶辉礼赶杀贼匪一百余名,焚死贼首一名,焚死贼众甚多。当将贡生黄存谟等酌赏顶带,出力受伤乡勇,分别酌赏讫。”[34]监生黄经国,字朝干……嘉庆初,教匪倡乱,知县严谕为五乡寨总……时有为匪教所诱者,匿其名簿,全活甚众。[35]“贼大队而来,焚烧竹山之吉阳关,进至界岭东坝贡生黄存谟、生员黄亿亹率领其子黄经常、黄荣显、黄廷显等带领乡勇八百余人前往御贼。是日,贼据羊儿沟,黄经常、黄荣显等会同竹山山寨、郧县简池乡勇一千余人,进攻贼于羊儿沟,杀贼一百余人。贼遁至鱼舵湾,众急追至,乘夜攻之,纵火焚烧其所据房屋,贼焚死者无算。”[36]

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捐粮捐款筹建义仓。救助贫难。嘉庆白莲教战乱期间,“邻邑难民奔附我境者,予悯其颠沛,捐赀抚恤……将读书院房拨与难民居住,并捐给粮米汤水[37]白莲教战后的地方重建过程中,黄存谟、黄亿亹等积极参与,捐粮百石,出任粮总。[38]

重视教育、教化,培养人才、人心。迁白始祖之一黄文彬“课子孙耕云读月,咸入胶庠”成绩显著。另一迁白始祖黄泽本本来就是“教授生徒”的儒者,在原乡及迁居地皆有盛名。黄亿亹则“奉命率诸子业于圣母山西山之阳”,其后辈“名显、文显、学显,接踵游泮”,“荣显、廷显、爵显同案采芹”。“同宗异族发轫于斯斋者亦济济焉。”[39]不仅如此,为解决贫士的生计问题,黄亿亹还倡议捐金买田以为资助。黄存谟亦亲自授业于本家子侄、同宗子弟。正因为如此,黄氏宗族才能够“相继入泮者七十人,并有多人中举、为官。

东坝黄氏重修白河县东岳庙事亦值得一提。乾隆十五年(1750年)黄泽本一支落居之白河县圣母山,遗有东岳庙旧址,黄氏自觉发展乃得荷神佑,发愿建庙报功,终于嘉庆三年(1798年)至嘉庆五年间由黄亿亹主持建成。[40]

东坝黄氏诸多有识之士的努力,自然而然有所回报,一大批子弟通过各种途径取得初步功名的同时,黄氏在地方上的地位得到急剧提升。一个颇为有力的例证是:嘉庆《白河县志》、光绪《白河县志》不仅为一大批东坝黄氏家族的人物立了传,还收录了不少黄氏家族成员的作品,如黄亿亹《飞云山记》,《瞻望亭记》,《合学领贡议置学田记》等。

关于移民宗族重构所需时间,学术界有不同说法,或云120年、150年,或云四代人、五代人。清代的移民,大多到了晚清,在族内有力者的倡导下,宗族才会逐渐成长起来。相对言之,东坝黄氏的宗族重构过程应该是比较快的。

汉中南郑县天台山王氏、汉阴涧池铺王氏、紫阳县唐氏等例(略)

 

(二)同族祭会:宗族形成的标志之一

关于宗族立会,已有的宗族史研究亦有涉及,但有关会组织的系统论述尚不多见,[41]故祭会组织的具体形态及其职能、与族长或族正、户长宗族系统的关系如何,皆不得其详。今见陕南碑石类资料中有数则涉及宗族立会问题,主要有南郑谭氏冬至会、安康唐氏清明会、白河黄氏敦本堂宗族祭会、汉阴王氏宗族祭会等,其中有些较为明确、具体的关于宗族祭会组织的内容,试简述如下。

兴安唐氏清明会。兴安唐氏原籍湖广麻城,据说明代成化年间迁居兴安,族人众多,广布于安康、紫阳、西乡诸州县。

安康唐氏,因代远年湮,明代的情况已不甚清楚。据道光十六年(1836年)刊立《唐氏祠堂地产纠纷调处碑》记载,安康县将军乡下唐湾唐氏至迟在清代嘉庆年间就已购置地产、设立了宗族祭会——清明会。该碑文云:

 

尝闻天地之间,孝祖当先……先年本族唐赐琢、安明、绍兴三人等,议论本户拔钱存积置业,坐落家大湾……二契共粮一升四合四勺四抄,始祖名下完纳,取稞修理祠堂、清明会使用祭扫坟茔三十余年。因新经理众人去岁十月间提起会内文契之事……乡传唤隍堂坐前理论,唐大才当场说出并无争估(?)之事,纵中乡约劝戒……唐才将置买地文约事件交出,还是本清明会众首人经理,长年办会使用。[42]

 

碑刻落款为“清会户族人等”。关于碑文中所云三十余年前唐氏置业以为祭产之事,另通刊立于道光十年(1830)的《唐氏阖族置地碑》有较为具体的记载:“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吾族唐安明、唐□□ 、唐赐琢□阖户族商议,照丁拔钱一百文,共约十数余千文,出作□□□。至嘉庆□□年,置地一分,坐落白马关后面王家大湾,接年取稞,以至嘉庆十三年(1808年),□置地基一所,坐落老营后面。”[43]此碑虽然没有言明具体立会时间,但是摊钱置产取租之事确凿无疑。结合前引道光十六年(1836年)碑文所言时间推算,唐氏清明会之设立当在乾隆末年或嘉庆年间。

与安康县下唐湾唐氏宗族祭会有关的碑石还有一通,刊立于同治五年(1866年),具体内容为:同治四年,唐氏后人出高价购回了本族一处坟地,并刊石立界示禁。碑文中亦多处言明清明会为唐氏宗族祭祖扫墓的组织。其碑文云:“经我族人唐大金等查知,商允本族众清明会经理各首人等,均愿同中议定时价三十二串,准备东道花钱四千四百四十文,将此坟地购回,抽取各卖老约并现立新契及花费帐据,约交值年首人收存。刊石立界……契载清明会,永远为公,春秋祭扫。”[44]落款为“三议堂清明会经理首人”,共计十八人之多。[45]

遗憾的是,数通碑石都没有留下唐氏清明会或祠堂章程之类的内容,我们只知道清明会为唐氏宗族祭祖、扫墓的组织,设有会首,无法进一步了解其具体职责及更多的情况。

另外,尽管唐氏在敬宗收族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其成效却难如人意。就在本族置产立会不久,道光二年(1822年),竟有族人不仅“不能坚固坟茔,春秋祭扫,而且忍心忘本。”[46]将本族祖先坟地偷卖与陈姓耕种,得钱9600文,私吞肥己。此后,祖宗坟茔被辗转交易陈、徐等数姓,最终本族不得不出重价才能收回。道光年间,“有族人唐学朝者,贪鄙成性,溺爱居心,思免幼子之微疾,开掘宗墓;听信瞽矇之谗言,镇压祖坟。[47]虽然最后有所谓“悔过自新,请罪领罚,杀牲讽经,竖石立碑”等行为,却无法掩盖已经暴露出的“亲亲之谊疏”的问题。

南郑谭氏冬至会。南郑谭氏于清朝初年自湖北迁居南郑,先居府城北郊,随即迁居龙江乡谭家堰村,人口增长甚快。光绪十九年(1893年)南郑《谭氏新建祠堂碑记》及《谭氏宗祠章程碑》[48]对谭氏建祠收族,尤其谭氏冬至会的具体记载,为理解陕南的移民宗族成长、宗族祭会提供了难得的资料。据《谭氏新建祠堂碑记》记载,

 

仅历六世,分门别派者有数十家,人丁不可胜数,衣冠绵延不绝,懿与休哉!惜无庙祠以妥先灵,迨代远年湮,将不知身体发肤来于何所也。先父深为此憾,乃于同治七年冬倡立冬至会。每摊拔钱贰串文,责成族孙五品经管,以为建祠本。(光绪间建宗祠)约计费金六百余串,会内所积不足,又于各摊坟会拔钱数十余串,幸赖众力,卒成盛事……是为序。[49]

 

其下署名有“经始故会首乡饮谭德懋”,“总理会首监生五品,贡生鼎昌、玉成”,“经理众会首中矩、启才,生员中孚、中正、景春、中履(等共十八人)”。

上引碑文所及主要人物在地方志中大多立有传记,知其必非平庸之辈。如谭德懋父子,据民国《南郑县志》记载,“谭德懋,字政甫,少贫,废学谋生。家稍裕,竭力事母,善处同胞,待人尤谦厚,乡人贫而请贷者,尽焚其券。争讼者,经德懋数言即解。晚年荣耆宾。子鼎昌,增广生员。”[50]“谭鼎昌,字新庵,为诸生有声庠序,善诱后进,得其身教者不少。弟中履、中孚均庠生。”[51]亦可知谭氏宗族成长之快。

由此碑记可见,汉中谭氏不仅宗族已有组织——冬至会,宗族又支分为“摊”,而且各摊还有坟会,如此有层次、系统的宗族会组织并不多见。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宗族祭会具有自己独立的功能,换言之,宗族会之会首负有与宗族之族长不同的职责。《谭氏宗祠章程碑》载:“今既立祠,示一本也,千枝发于斯,万派流于斯,使不申明此意,设正章程,保以为尊祖敬宗,一脉相传也哉。今于族间择一端方正直之人立为族长,凡有顽梗之徒,乖舛人伦,忤触尊长,悖亲向疏,毁骂祖先,责成族长约束,不遵教者,立即送县,以不孝治罪。至于庙内,另立会首经管,亦定章程,垂之贞珉,俾后之子孙世世遵守勿替。”既然已经立有族长管理宗族事务,何以还要立会,且设会首?那么,会或会首的职责是什么?与族长的职责有何差异呢?试据碑石将二者的职责列示如下,以便比较。

 

1. 族间有忤逆不孝、抵触父母者,杖五百,罚香火钱贰仟文。

2. 族间有乖舛人伦、尊卑倒置者,逐出不准入庙。

3. 族间有毁骂尊长、以下犯上者,量力责罚。

4. 族间有乏嗣者,不准异姓乱宗。

5. 族间有身为贱役、忝辱先祖者,不准入庙。

6. 族间有孀妇,能守则守,不能守则嫁,不准招婿

以上六条,责成族长。

1. 父母亡故,贫乏不能安葬者,会内出资助之。

2. 子弟聪明,无力读书者,会内出资给之。

3. 族间有烈女节妇,准牌位入庙享祀。

4. 逢考试,有科举应试者,无论贫富,会内酬款赆之。

5. 父母亡故过三周,牌位入庙享祀。

6. 每岁祭祀,年逾六旬者,不出分仪。

7. 会内资财,不准会内人抢借。

8. 前后树木,毋得任意剪伐。

9. 执事会首,每年轮流借(?)充,经管庙内香火。

10. 族长、会首,公议选举,不得参越。

以上十条,责成会首。[52]

 

毫无疑问,这则碑刻对于研究宗族祭祀组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从中能够得到一系列对宗族会乃至宗族制度的理解和认识。

首先,族长的六条职责,大概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维护本宗族的血统关系纯正,如承嗣、招婿等方面的规定。二是匡正族内人伦、尊卑、上下关系,维护族内秩序。三是维持本宗族在从业传统方面的清正、体面。

其次,与此相应,会首的职责则可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经管宗祠有关祭祀事务,如确定、办理享祀事宜,经管庙内香火等。第二,管理宗族、会内有关资产。第三,资助族内贫困者,奖励读书科举等。第四,也是值得注意的,即将有关族长、会首要公议选举之事归于责成会首的第十条,若如此,则会首要主持此事,其职责可谓重矣!

其三,会首与族长的职责划分相当明确,并无含糊、交叉之处。可知冬至会是独立于设置较为普遍的族长、房长、户长系统之外的宗族管理组织。至此我们对冬至会的性质似已有较为明确认识,质言之,冬至会是以宗族祠庙为核心,以管理祭祀、祠产、宗族福利等事宜为主要职责的宗族组织。

如前所述,白河东坝黄氏亦立有祭会。前引《东坝黄氏祠堂碑》载:“(乾隆)三十三年,我四伯曾祖存智公暨泽江公、亿亮公倡议,商偕诸族捐元丝银六十金生息,举一祭会,命曰敦本堂。”[53]此外,黄氏有关族产使用管理的碑刻中亦有“一议官府节寿及一切捐输,公会概不酬应”一条,而且,明确设有首士,负责管理祠产、祭费。条规所及奖助读书科举及节妇孝妇,资助贫困族人等项目或内容,与《谭氏宗祠章程碑》所列的会首职责基本相同。[54]

有关汉阴厅涧池铺王氏的两通碑刻表明,王氏于同治年间在修建宗祠,拟定祠规的同时,似亦立有族会。碑文中有“今秋会内置买刘姓房屋,鸠建祠宇……”[55]等语,碑刻落款亦有“原捐会底积赀”[56]字样,皆可以为证。但是,王氏、黄氏二族皆未载明祭会名称,亦无更确切、具体的内容可述。

宗族设立祭祀会组织,并非仅见于陕南,其他地区亦见有相关记载。如皖南歙县黄氏、湖南邵阳孙氏、湖南宁乡李氏、湖南益阳王氏、湖北黄冈李氏等。[57]

祭会或祠堂“经理首人”与族长分列,在宗族事务中各有职责,在一些族规家训中亦有体现。自楚迁秦的石泉县刘氏家规载:“经理祀产事务,必选族中公直无私者充当此任。”“祀产田地……凡招佃□客,俱由族长;完粮纳租,俱由首人专权;违者以欺祖灭族治罪。”[58]……

论及宗族形成的标志,往往提到字派、族谱、祠堂、族长、族田乃至族学,如果从制度化视角考量,祭会的组织特征是否更为明显?退一步言之,将祭会与族长、房长系统结合起来考察,也有助于深化对宗族的理解和认识。

 

   

 

中国地域广大,社会历史面貌的空间差异显著,作为其构成因素的宗族亦不例外。从血缘群体的延续这一终极目的言之,宗族的本质大体上是一致的。然而,和具体的空间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宗族形态又具有多样性。不同地域的宗族有着不同的存在形态,不同地域宗族形态的面相之下,各自有着复杂的内涵。这些空间或地域异同,有时又与人口迁移有着紧密的关联。考究各地区宗族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点,其必要性显而易见,且为宗族研究深化的重要途径。

碑石是史料的一种重要载体,对于讲求多层次资料搜集利用、不同性质史料互证的课题而言尤其如此。当然,碑石的种类、数量及其存世多少,树碑立传、纪事的习俗(惯)等因素,亦是无可忽视的变量。[59]

 

附:东坝黄氏人物小传:

黄文彬,字伯臣,贡生,存谟父。秉质良善,八岁而孤,奉母孝。家贫辍学就耕,稍有余即周恤穷乏。乾隆初卜居邑东坝大屋沟。横经负耒,课子孙耕云读月,咸入胶庠。亲族赖生活者尤众。卒年七十八。

黄存谟,字云斋,乾隆五十五年恩贡生。与廪生亿同为敦本堂首士。嘉庆元年二月,率子附生经常,与廪生亿率子增生廷显、侄优生荣显,督乡勇八百余人抵御白莲教,保全乡里。加七品衔。

黄存训,存谟弟,附生。子经邦,字璞亭,增生。

存智,黄氏首批迁居东坝者之一,乾隆三十三年,与泽江、亿亮倡议,捐银六十金生息,举办黄氏“敦本堂”祭会。

存仁,黄氏首批迁居东坝者之一。

黄经邦,字子燮,号璞亭,邑庠生。幼颖慧,善楷书,道光八年举乡饮介宾。待兄弟极友爱,处乡党无一欺诈语,咸以正人君子推之。生子五,世唐、世虞、世尧均列胶庠。

黄经常,字趣亭,存谟子,附生。与父存谟等督乡勇八百余人会同竹山山寨、郧县简池乡勇抵御白莲教有功,加七品衔。

黄经秦,字华峰,经常弟,道光二十五年恩贡生,候选训导。

黄经国,字朝干,监生。嘉庆初,教匪倡乱,知县严(一青)谕为五乡寨总。时有为匪教所诱者,匿其名簿,全活甚众。

世纯,经常子,光燮父,附生。先后二任敦本堂首士。

黄世唐,字澄清,经邦子,附生。

黄世虞,字河清,经邦子,增生。

黄世尧,字则之,号本立,经邦子,庠生。咸丰七年,输猪税、粜包谷,建义学,得人称盛。年八十三举介宾,知县洪以 “齿德俱尊”奖之。

黄世熙,岁贡生,候补训导。家居不仕,族党称其孝友。有敦本堂家规八则,言近旨远。

弼臣,派名光燮,字理堂,世纯子。光绪元年乙亥科举人,十五年,大挑一等知县,签分河南。

泽江,黄氏首批迁居东坝者之一,乾隆三十三年,与存智、亿亮倡议,捐银六十金生息,举办黄氏“敦本堂”祭会。

泽本,字中也,廪生亿父,“通经史,精文艺,重气节,乡党钦慕,以为有古风。数奇不偶,中年即谢迹场屋。自楚之秦,占籍邑南乡圣母山。知县梁以檀抚文叹曰:以斯学识,不为高冈鸣凤,命也。昔为楚北名儒,今作汉南高士。因撰楹联以贻之。”[60]

亿亮,黄氏首批迁居东坝者之一,乾隆三十三年,与泽江、存智倡议,捐银六十金生息,举办黄氏“敦本堂”祭会。

亿,泽本子,廪生。与恩贡生存谟同为敦本堂首士。嘉庆初年,与黄存谟等督乡勇八百余人会同竹山县山寨、郧县简池乡勇抵御白莲教有功,赐文林郎,加七品衔。嘉庆五年又加六品顶戴。

亿伦,地方客首,乾隆四十年,与生员存谟、亿具禀设火禁、严拿匪以御强暴。

黄荣显,亿子,增生。与父兄督乡勇八百余人会同竹山县山寨、郧县简池乡勇抵御白莲教有功,加七品衔。

黄廷显,亿子,增生。与父兄督乡勇八百余人会同竹山县山寨、郧县简池乡勇抵御白莲教有功,加五品衔,后任象山县巡检。

黄爵显,亿子,廪生。

黄名显,亿侄,廪生。

黄文显,亿侄,增生。与父兄督乡勇八百余人会同竹山县山寨、郧县简池乡勇抵御白莲教有功,加七品衔。

黄学显,亿侄,廪生。

黄继瑞,廷显子。

黄凤鸣,字晓冈,廷显孙。光绪十五年已丑科举人。

玉堂,光绪二年举人。

 

 

 

 



[1] 已有移民史研究成果,利用碑石资料者较少。陈世松《移民传说是怎样形成的?》,嘉庆《四川通志》收录的数则明代墓志铭讨论移民传说问题。《移民文化与当代社会》,26426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陈良学《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三秦出版社1998年亦有利用。

[2] 据碑文所述情况推测,八个没有明确迁移时间的移民族姓,多数亦为清代移民。

[3] 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4] 建民《17世纪至19世纪秦巴山区的人口变动》。

[5] 马允刚《川湖会馆记》,见光绪《定远厅志》卷二五《艺文》。定远厅地处大巴山区,属汉中府,乃分西乡县之地设置,马允刚年任定远厅同知在年。

[6] (清)毕沅《兴安升府奏疏》,乾隆《兴安府志》卷二五《艺文》。事实上不仅兴安,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毕氏《陕省农田水利牧畜疏》就讲的是整个陕南:“窃见汉中、兴安、商州各府州属,延亘南山,水土饶益,迩年楚蜀陇豫无籍穷黎,扶老携幼前来开垦者甚众,但疆里绵邈,高原下隰,闲旷尚多。近者山南一带添设府、厅佐贰等官,以资控制,将来拟令其详加相度,广劝耕屯,以无业之民而辟可耕之土,若成熟后按夫计亩,全活自多。即如乾隆四十三、四等年,两湖偶被灾祲,小民流徙,络绎前来,臣彼时阅兵汉南,目击情形,率有司妥为安插,分令就地开荒,男妇不下十余万人,俱得安然乐业,遂成土著。”(贺长龄等《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六)

[7] 光绪《雒南县乡土志·人类》。

[8] (清)何树滋《修惠士田序》,嘉庆《山阳县志》卷四《学校》。故宫珍本丛书第80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

[9] (清)何树滋《修养济院序》,嘉庆《山阳县志》卷三《衙署》。故宫珍本丛书第80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

[10] 《邑令张志超复禀毕中丞饬查寄籍讼棍匪类由》,见光绪《紫阳县志》卷一。《紫阳邑侯张公德政碑记》,光绪《紫阳县志》卷一《地理·险要》。

[11] 《紫阳邑侯张公德政碑记》,见光绪《紫阳县志》卷8《艺文》。

[12] 道光三十年刊立《双丰桥组碑》,张沛编《安康碑石》 184页,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

[13] 乾隆《洵阳县志》卷一一《风俗》。

[14] 《洵阳县乡土志》卷三《人类》,国图藏乡土志抄稿本选编本。

[15] 嘉庆《山阳县志》卷六《田赋》。

[16] 紫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紫阳县志》卷七《人口志》,215216页,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

[17] (清)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卷一《食货考》。

[18] 同治《东湖县志》卷五。参见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风土志》。

[19] 乾隆《广元县志》卷七《风俗》。

[20] 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21] 甚或有同一宗族的成员迁移到同一地方不相联络的。贵州平越府余庆县河江里水漩江王氏有王维才、王维智皆于乾隆年间迁移汉中西乡县,二人应为同宗同辈,且皆落居西乡县上高川,一在龙洞河,一在罗拐沟。但二人在落居地似乎并无联系,且自第三代始,字派已然不同。一支为“维德泽长久”,另一支为“维德启××”。这种状况下的宗族自然比较缓慢。道光二十六年刊立《王维才与妻张氏彭氏合葬墓碑》,同治十一年立《王维智夫妇合葬墓碑》,同治十一年立《王德翠墓碑》,分别见陈显远《汉中碑石》278279页,第315316页,第316317页。

[22] 宣统三年(l911)立石《李氏祖茔碑》,李启良等《安康碑版钩沉》第479480页。

[23] 《涧池王氏后裔请鉴祀典禀词及汉阴厅抚民分府批示碑》,见张沛《安康碑石》234235页。

[24] 民国八年刊立《东坝黄氏祠堂碑》,张沛《安康碑石》368371页。

[25] 民国《郧西县志》,卷九《人物》。

[26] 乾隆三十三年(1768)立石《督率联族碑》,李启良等《安康碑版钩沉》第263264页。

[27]《读督率联族引碑》,李启良等《安康碑版钩沉》第264页。

[28] 乾隆三十三年(1768)立石《督率联族碑》,李启良等《安康碑版钩沉》第263264页。

[29] 民国八年四月刊石《东坝黄氏祠堂碑》,张沛《安康碑石》368371页。

[30] 光绪《白河县志》卷十《人物·任恤》。

[31] 光绪《白河县志》卷十《人物·学行》。

[32] 详见文后附小传。

[33] 乾隆四十年刊立《严拿啯匪碑》,李启良等《安康碑版钩沉》,陕西人民出版1998年版,第8789页。

[34] 嘉庆元年三月硃批清单,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5册,第267页。

[35] 光绪《白河县志》卷十《人物·捍御》。

[36] 严一青《新筑外城记》,嘉庆《白河县志》卷二《建置》。

[37] 黄亿亹《瞻望亭记》,嘉庆《白河县志》卷六《山川》。

[38] 嘉庆《白河县志》卷九《义仓》。

[39] 黄亿亹《瞻望亭记》,《合学领贡议置学田记》,分别见嘉庆《白河县志》卷六《山川》,卷八《学校》。

[40] 嘉庆五年刊立《白河重修东岳庙碑》张沛《安康碑石》,第99101页。

[41] 冯尔康《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92~295)论述了近代宗族会议的出现与传统宗族组织原则的变化,举出20世纪初上海王氏、朱氏、曹氏等宗族引入西方自治精神,改祠堂族长制为族会制的例子。费成康《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页75)亦述及此种变化。但皆未更多地论述到传统的宗族立会组织。邵鸿《明清江西农村社区中的会——以乐安县流坑村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1期)利用田野调查材料,对流坑董氏的宗族会社组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排比分析,论及文化教育类会社、经济类会社、祭祀类会社、娱乐类会社等,并进一步根据会员范围与族众的关系,将董氏会社区分为族会与群会;又根据会社建立的基本动机和利益关系,将董氏会社类分为利会与义会。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页131~132)曾举出江苏海安崔氏设立宗会一例,其中引《虎墩崔氏族谱族约》云:“吾宗聚族海隅,长幼尊卑不下千计,然取舍殊情,好尚异趣,其间经德有义者不无其人,而参差错杂与道背驰者盖亦不少,苟非立宗会以集之,明圣学以训之,则熏陶无自,而欲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也难矣。约我族人,每月于朔望日齐集祠中,宣读圣谕,以卑逮尊,各自陈半月内所行事体曾有戾于戒约否,善者褒之,不善者抑之。如隐讳不陈者众攻之,若有强辩饰非稔恶不悛者,不许入祠与祭。又择春冬暇日,敦请行谊表著一人者为盟主,或同宗或异姓,期以五、七日而解,务尽考德问业之功。每岁或二会或三会……若朔不赴会者,量其居之远近以示之罚。”这里的“会”显然是宗族活动之会,目的是褒善抑恶、考德问业,但是否建立有相应的组织机构,有无固定的经费来源、规章制度,却不得而知。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449)提及清时期同族内部的聚会,有“同爨会”、“生日会”等,乃较早论及宗族立会者。关于生日会,时人记云:“是会也,不因尊卑长幼,凡遇生日,派分有三,上者五分,次三分,再次二分。在尊长,则呼卑幼而饮之;在卑幼,则奉尊长而祝之。置簿一扇,轮一直会,一月一转。如此则常常相聚,意气联属。”(高兆麟《生日会约》,见《说郛》卷二九)

[42] 张沛《安康碑石》147148页。三秦出版社,1991年。

[43] 张沛《安康碑石》第143页。

[44] 《唐氏清明会护坟禁碑》,见张沛《安康碑石》第229230页。

[45] 三议堂应为唐氏宗祠名号,此落款亦可见清明会宗族祭祀会社的性质。

[46] 《唐氏清明会护坟禁碑》,见张沛《安康碑石》第229230页。

[47] 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立石《唐学朝镇压祖坟悔罪碑》。

[48] 此碑曾被定名为《谭氏族规碑》,与内容不甚切合。

[49] 陈显远《汉中碑石》,第349351页。

[50] 民国《南郑县志》卷四《人物》。

[51] 民国《南郑县志》卷四《人物》。

[52] 陈显远《汉中碑石》,349351页。

[53] 张沛《安康碑石》第368371页。

[54] 同治十三年《东坝黄氏祠堂条规碑》,张沛《安康碑石》第248249页。该碑被定名为《东坝黄氏祠堂禁碑》,似亦欠妥。

[55] 《涧池王氏后裔增补族规禀词及汉阴厅抚民分府批示与告示碑》,见张沛《安康碑石》第327329页。

[56] 《涧池王氏后裔请鉴祀典禀词及汉阴厅抚民分府批示碑》,见张沛《安康碑石》第234235页。

[57] 光绪十二年《歙县黄氏春秋二祭祀会合约》:“立兴春秋二祭祀会人有名人等……然吾思人之欲不忘其本者,则莫大于兴祀会,修祀典。谚曰:‘兴祀会者昌,灭祀会者殃’,正此意也。我家淑里黄氏,清明虽有标挂,而春冬则无祭祀。光(先)年虽立有冬祀会,又因管理无人,不数传而废失,以致春裣乏祀,冬蒸无资。爰祀是我等商议,欲里重立春冬二祭祀会,各家量力捐输,多寡不必计较,庶几众擎易举,有志自可竟成。愿输者不拒,不愿输者听之。兹邀集肆拾肆名,共计洋蚨肆拾捌元,公同生贩,迭年轮流为首,备办香纸祭仪,于正月七日及冬至日致祭。会內各家祖先,生人照名给发礼饼,祭毕之后,共同算帐,除开支外,交付下首照依前例生息…候有余赀,再置田租,再办祭器,以垂久远。” (《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578页)其余分别见邵阳《孙氏四修族谱》(光绪三十三年映雪堂刊本),宁乡《李氏六修族谱》(民国三十七年龙西堂刊本),益阳《王氏族谱》(咸丰十一年三槐堂刊本),黄冈《李氏宗谱》(光绪二十一年敦伦堂刊本)。

[58] 民国二十三年刊立《谨守家规碑》,李启良等《安康碑版钩沉》267268页。

[59] 具体到本文言之,如闽广移民与湖广移民是否同样重视为逝者树碑立传?是否同样注重在碑石上注明自己的原乡等。

[60] 光绪《白河县志》卷10《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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